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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第947章 会试申论改革
荐卷送主考官覆审,落卷则原则上不再录取。主考官在荐卷中排定名次,最终确定录取名单。
得分侧重点上,传统评判标准极为看重经义的「义理」和「辞章」。
考官阅卷时,先看文章是否「理明词畅」,即经义阐释是否契合程朱传注,文辞是否典雅通畅。若有「怪诞」、「浮华」、「支离」之弊,往往直接落卷。
策问虽占第三场,但实际判卷比重不高,多数考官只在经义卷分数相近时,才参考策问的优劣。
这种评分体系导致士子普遍重经义而轻实务。
策问虽涉时务,但考生作答多引经据典、空发议论,少有切实可行的对策。
阅卷时,策问得分权重低,考官也懒得深究。久而久之,策问沦为形式,无法真正甄别士子对天下实务的理解。
科举考试重视八股文,并非一开始就有意为之,而是制度在实践中被迫演化的结果。
大明立国之初,会试的判卷标准并不苛刻。
洪武朝时,考生人数少,阅卷时间充裕,考官可以仔细阅读策问和经义,逐篇评判。
但随著承平日久,读书人越来越多。
到嘉靖、隆庆年间,每科会试的考生已从最初的几百人膨胀到四五千人。
考生数量暴增,阅卷时间却不可能同步拉长。
会试锁院通常只有十到十五天,主考官和同考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批完数千份卷子,每人每天要看的卷子少说上百份。
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下,考官不可能每篇都精读细判。
而且大明对于阅卷时间要求非常高,若是不能按期完成阅卷,主考官和同考官都要被重罚。
也曾经有过主考官因为阅卷时间不够,上奏请求宽限的,但皇帝几乎都不许。
这样的压力下,判卷标准不得不简化。
四书义和经义有固定的格式和传注依据,考官只需看考生是否「理明词畅」,是否契合程朱注疏,就能快速判定优劣。
策问则不同,每一道策问都没有标准答案,考生可以自由发挥,考官要判断一篇策问的好坏,必须逐字逐句看完,再结合自己的学识去衡量。
这在数千份卷子的压力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皇帝对科举的要求又极为严苛。
一旦录取的进士中有才学不孚众望者,或者卷子被查出有「怪诞」「浮华」之弊,主考官和同考官都要被追责。
为了自保,主考官自然倾向于选择那些格式规范、经义稳妥的卷子,因为这类卷子不容易出错。
策问的判卷权重就这样被一点点压低。
到后来,策问彻底沦为形式一只有在经义卷分数相近时,考官才会参考策问的优劣。
考生也摸清了规律,把绝大部分精力花在经义和八股格式上,策问只做应付。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而是科举制度在考生膨胀和阅卷压力双重挤压下的必然结果。
所以苏泽提议很简单,增加阅卷时间,再增加阅卷官的人数。
高拱沉默了一下说道:「子霖,你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高拱沉默了一下,说道:「子霖,你这个想法,有些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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