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3章 萧塔不烟小宝贝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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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设“总典群牧使司”及“诸路群牧使司”，可敦城更是配备了专职牧马官员，负责马匹的繁育、训练与清点。据《辽史·道宗纪》记载，辽道宗时期仅全国官营牧马就达百万匹，可敦城作为战略牧场，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还有，辽廷对可敦城的定位是“帝国最后的战略预备队”，通过制度强制保障了战马存量。辽圣宗时期规定“不论国家到了什么地步，可敦城的两万骑兵都不许南下”，这支常备军配套的战马始终保持满编状态，且实行“一兵多马”制度（骑兵通常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轮换使用），仅军属战马就达四到六万匹。

而辽末金灭辽之战主要发生在东部与南部，可敦城因地处漠北，远离主战场，且有沙漠屏障阻隔金军，官营牧场未遭战火破坏。

再有，游牧民族“习俗便乘马，生男薄负锄”，男女皆善骑射，连后妃也“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

这种社会氛围下，可敦城周边的部族不仅为官府牧马，还会向辽廷进贡马匹，形成官私互补的牧马格局。

可敦城还是辽朝统治漠北的中枢，控制着阻卜、乌古等多个部族。

这些部族以游牧为生，马匹是其核心财富，辽廷通过“纳贡”“互市”等方式，将部族马匹纳入战略储备，进一步扩充了可敦城的战马规模。

所以，可敦城凭借天然牧场与官营牧马体系，长期储备数十万匹战马，这些战马不仅是西北驻军的生命线，更是契丹骑兵部队的后备资源库，使其成为战乱时的救命稻草。

除战马外，可敦城周边草原盛产牛羊，为驻军及漠北统治提供充足的肉食、皮毛等物资，同时通过部族纳贡、互市，汇聚各类游牧经济产物，成为契丹在漠北的物资集散中心，支撑长期驻军与统治成本。

虽说大宋现在已经开启了工业革命，但不可否认，现阶段的火车和汽车还远远无法征服广袤的世界，甚至无法穿过广袤的草原，战马依旧是这个时代无法被替代的移动生命线。

大宋的铁轨尚在铺设，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边疆，数千公里的疆域内，能承载火车的铁路不足三千里，绝大多数州县仍依赖古驿道连通，而战马，正是驿道上最可靠的动力核心。

驿站的驿卒们依旧骑着快马，将朝廷的政令、地方的奏报、商队的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递。

即便是江南纺织厂生产的棉布，要运往西北边境的军镇，进入西域贸易，也需先通过漕运抵达长安，再由骡马商队转运，而商队中领头的向导马、驮运货物的役马，仍是运输链条的关键。

还有，蒸汽轮船虽能航行于大江大河，却无法深入内陆的草原与山地，那些尚未被铁轨触及的区域，战马的速度与耐力，仍是衡量交通效率的核心标准。

对于大宋的军队而言，战马的战略价值更是工业机器短期内无法替代的。

新组建的炮兵部队虽配备了蒸汽动力的火炮牵引车，但在崎岖的山地与泥泞的荒原上，牵引车时常陷入困境，最终仍需依靠战马拖拽火炮前行。

骑兵部队依旧是战场机动的主力，即便士兵们配备了较为先进的火器，却仍需战马将他们快速投送到战场侧翼，实现迂回包抄。

这么说吧，工业革命初期的大宋，虽已点亮了科技的火种，却仍需依靠战马来搭建起连接疆域、保障国防的交通与军事网络。

去年，一场暴雨让从云地到燕地的铁路陷入瘫痪。云地运往汴京的三百列火车煤，本计划由蒸汽轨道车运输，却因铁轨被雨水浸泡后路基塌陷，几十列火车困在居庸关前动弹不得。

都转运使吕颐浩，当机立断启用备用方案——他从燕云二地征集到了数万辆马车，又招募了大量的民夫，将车厢内的煤分装，由经验丰富的马夫牵引，沿着驿道旁的泥泞小路前行。这些战马蹄部裹着防滑的麻片，在湿滑的坡道上稳步攀登，即便遇到塌方路段，也能寻着山间小径绕行。

三日后，当铁轨仍在等待抢修时，运煤的马车已经完成装运，将那三百列火车煤运到了朝廷现调来的火车上，发往东京和江南，恰好赶上东京汴梁城和中原地区的供暖问题。

这场暴雨引发的交通危机，让大宋上下更清晰地认识到，工业革命初期的蒸汽交通工具，虽在平原与江河展现出强大运力，但在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面前，战马依旧是不可替代的应急枢纽。

总之，虽然大宋已经开启了工业革命，甚至有火车和简易的汽车、拖拉机诞生，但在短时间内，战马仍旧是大宋所需要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