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八十一章 出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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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朝后，朱常钙没有跟着众人离开，而是在午门外站了一会儿，等朱兴明出来，上前几步拱手道：“陛下，老臣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朱兴明停下脚步：“你说。”

朱常钙说：“老臣知道，国库艰难，宗室确实开支太大。减半，老臣没有意见。可老臣想说的是，宗室里有不少人，一辈子除了领俸禄，什么也不会做。突然断了他们的生计，他们会慌。与其让他们自己去乱撞，不如朝廷给他们指一条路。”

朱兴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有什么建议？”

朱常钙说：“宗室子弟可以进学堂，学手艺，学种地，学做生意。给他们一条活路，他们就不会闹了。”

朱兴明点了点头：“朕知道了。”

朱常钙走后，朱兴明站在午门外多站了一会儿，望着远处那片渐渐西沉的日光，目光没有落在任何一处具体的轮廓上，像是在用傍晚的光线度量那道即将落下的诏令会在宗室的围墙里留下多深的影子。

五月十五，正式诏书颁布。

诏书用词温和，先讲宗室历代为国操劳，再讲国库艰难、百姓不易，然后才提出三条改革措施。

诏书末尾写了一句：“此非削藩，乃推恩。使宗室子弟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诏书贴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也以八百里加急送往各地王府。京城里的宗室们反应不一，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愤愤不平，有几位亲王连夜写了奏折，请求面圣陈情，但那几份奏折送到内阁后，被周远清按了下来。

他让人传话给那几位亲王：“陛下已经定了，再求也无用。不如想想以后的路怎么走。”

一些年老的宗室坐在自家的书房里，把俸禄册翻来覆去地算了好几遍。

减半之后的数目虽然仍然可观，却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毫无顾虑了。

他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朱常钙所说的那条“别的路”。

有人摇头叹息，有人把账簿合上放进抽屉，有人望着窗外渐暗的天光默默算了几笔，又把算盘推回了桌角。

诏书颁布后第三天，朱常钙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

他主动向宗人府递交了一份申请，请求将他名下的部分田产和俸禄捐给朝廷，用于资助宗室子弟进学堂。

他在申请里写道：“老臣年迈，用不了那么多。与其留给子孙坐吃山空，不如用来给宗室子弟一条出路。”

朱兴明看到这份申请时沉默了一下，批了一个“准”字，又让人额外赐了朱常钙一面匾额，上面写着四个字——“宗室表率”。

这块匾额被送到镇国公府时，朱常钙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那几个字，没有张扬，只是让人把它挂在了偏厅的墙上，位置不高不低，正好在日光晒不到的暗处。

消息传开后，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宗室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没有人再公开反对，也没有人再去写奏折。京城里的茶馆酒肆中，议论的声音也渐渐从“不满”转向了“怎么办”——那句“以后的路怎么走”，像一块被投入水中的石子，在越来越多的人心里荡开了涟漪。

正月，新政正式实行。

宗室的俸禄按减半后的数额发放，刑部开始受理宗室犯法的案件。

最初几个月，一切还算平稳。

那些原本以为会闹出大乱子的人，渐渐发现大部分宗室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样激烈。

一方面是因为朱常钙的表率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朝廷确实给了宗室子弟新的出路。

各地陆续开设了专门招收宗室子弟的学堂，不收学费，还管一顿午饭。

年轻的宗室子弟们开始陆续走进学堂，虽然有些人仍然端着一副天潢贵胄的架子，不肯弯腰去学那些“平民手艺”。

也有人渐渐放下了架子，开始认真学一门手艺、读一册书、练一笔字，试着在俸禄之外找一条新的活路。

到了年底，户部统计的结果出来了——这一年，宗室开支比上一年减少了将近一半，节省下来的银子用于修缮河堤、补充军备。

朱兴明看完那份统计报表，没有说什么。他没有感到轻松，因为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的问题还在后面。

刑部审理了第一宗宗室犯法的案件。犯案的是镇国将军朱启明，朱常钙的侄孙。

他在酒醉后与邻居发生争执，动手伤人，打断了对方三根肋骨。

按旧例，宗室犯法应交宗人府处理，最多是罚俸、训诫、软禁。

可按照新律，此案由刑部审理。刑部尚书亲自审案，朱启明在堂下，态度恭敬，可眼神里依然带着一丝不以为然。

他觉得就算到了刑部，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可刑部尚书没有给他面子。查实案情之后，依律判他杖八十，赔偿伤者医药费，并免去镇国将军的爵位，降为奉国中尉。

朱启明当场愣住了，然后开始大声喊冤。

刑部尚书拍了一下惊堂木：“你喊什么冤？律法写得清清楚楚，你自己犯了法，就该自己承担。你打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后果？”

朱启明被押下去之后，刑部尚书坐在堂上，望着堂外空荡荡的院子，心里明白，这是一道分水岭。

宗室和庶民之间那道无形的高墙，终于被凿开了一道口子。

消息传回朱常钙耳中，他放下手中的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自己的管家说：“他犯了法，就该受罚。跟我没关系。”

管家应了一声，低头退了出去。朱常钙重新翻开书卷，把那页已经看过大半的文字又看了一遍，窗外竹影正从纸页上缓缓移过，像是也在用自己斜长的影子，无声地翻过了这一页。

各地宗室学堂的规模已经扩大了不少。

京城那所学堂设在城东，原本是一座旧王府，被工部改建成学堂后，院里种了几棵槐树，树下摆着几排长桌。

每天清晨，会有几十个年轻的宗室子弟坐在那里，跟先生识字、算账、学工艺。一开始只有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上百人。

偶尔有老宗室路过学堂门口，听见里面传出的读书声，会停下脚步望几眼，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没有进去，也没有打听。

那个被降了爵位的朱启明，服完刑之后也去了学堂。

他被安排在后排靠窗的位置，每天来得早，走得晚，不再像从前那样张扬。

有一回，朱常钙从学堂门口路过时往里看了一眼，看见朱启明正低头描字帖，笔画虽慢却稳当，像是终于在那道被凿开的缺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落笔的位置。

宗室开支从三百一十七万两降到了一百六十万两，节省下来的银子，有一部分被用在了黄河堤坝的加固上，有一部分流入了兵备储备。

朱兴明把账册翻完后，放在案头，没有说什么，只是把账册合上收进了抽屉，像是一个已经被反复确认的数值，终于不必再被拿出来逐行查验。

他在那一刻感到的，不是如释重负，而是一种缓慢的确认——那些曾被视作天经地义的旧规，正在一道又一道地松动、让位，为新的东西腾出空间。

京城里的宗室们，渐渐习惯了新的生活节奏。那些进了学堂的人，有的开始去工坊做学徒，有的在郊外租了地学着种果树，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商铺里当起了伙计。

也有不肯低头的，但已经很少了。

他们已经明白——那道诏令不是为了削他们的肉，而是为了让他们学会自己走路。

而在那些被雨水冲刷过的石阶和晾在墙根的农具之间，一种比俸禄更稳固的东西，正像初春的草芽一样，沿着各人脚下的路，慢慢地扎下了根。